广播中再次响起温哥华航班的登机通知，沈一鸣把护照递给安检员，回头时给了我们一个微笑，尽管他的眼睛红红的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。安检员在刷护照，旁边的同事朝屏幕看了一眼，两人交换了个眼神。在这一瞬间，我的手机震动了，屏幕显示来电是东华理工大学招生办。我接起电话，仅仅简短的几句话后，手中的手机差点掉落。我抬头看到一鸣被请进一间办公室，透过玻璃窗他静静坐着，手放在膝盖上，一直看着我。宋玉梅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铆钉进入肉里：“是谁打的？说了什么？”我张嘴却说不出话来。

那天查分的情形我将永远铭记。宋玉梅坐在电脑前，背部如同僵硬的木头。站在她身后的我，手心全是汗。当分数在屏幕上浮现时，我确认了三遍，分数是408。她沉默了，之后又刷了一遍网页，数字依旧没有变化。她站起身，绕过我进了厨房，过了几秒，砍菜的声音重重地落在案板上，我走到阳台，点燃了一根烟。楼下的校园静悄悄的，操场上没人，炎炎烈日把塑胶跑道烤得冒热气，我深吸了一口烟，烟灰掉在拖鞋上，我没有去碰。手机铃声响起，先是她的大姐问结果如何，我只含糊其辞地回答着，然后老周从楼下喊话说他女儿考了560分，问我沈一鸣的情况，我随便应付了几句，便回了屋。

宋玉梅已经把菜切完，坐在沙发上时不时地点亮手机屏幕，效果如同反复的焦虑。半晌后，她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：“你好歹说句话。”我无从回应，客厅里的钟表滴答作响，而沈一鸣的房间始终关着，从早上起就没有出来。晚餐时我煮了一锅面条，炒了一盘青菜，她几乎没动，孩子也没露面。我拿着碗推开他的房门，他坐在桌前，面前是一本汽车杂志，双眼无神地望着窗外。屋里光线昏暗，他的脸色同样模糊。“来点吃的。”我说。 “嗯。”他只是回应了一声。“没关系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”我努力地说出这句鼓励，然而他并没有回应。我只能把碗放下，关上房门，在走廊上等了片刻，房间里没有动静，最后那碗面条留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变得糊涂了。

入夜，我躺在床上，宋玉梅翻来翻去，翻身时床垫颤动不已，我也难以入睡。后半夜，外面起了风，风把窗台上的水杯吹落，发出脆响。宋玉梅猛然坐起来：“老沈，这孩子不能就这样算了。”我沉默不语。“班里倒数几名的同学都考了420多，我觉得一鸣并非智力不行，而是心不在焉。”她声音微微颤抖，“我查过，现如今出国留学，读两年就可以相当于本科学历，只需要花些钱。”我在黑暗中默默思考。 “我绝不能让他上那种学校。你看看老李家的儿子，大专毕业回家后就在汽修厂干活。”她急切地说，声音哽咽，“沈一鸣不能走那条路。” “我们怎么可能承担这样的费用？”我问。 “钱我来想办法，”她说，“我姐那儿借点，再把公积金取出来，凑一凑。”月光透过窗外洒在她脸上，虽满眼红肿，却显得坚毅。我静静看着她，最终点了点头，此刻隔壁的沈一鸣似乎也未入眠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经过他房间洗漱时，门微微开着，看到一鸣坐在床上，抱膝盯着墙上的挂历，那是他去年在奶奶家拍的照片，穿着白背心蹲在菜地边。看到我经过，他抬了抬头，目光交替的瞬间，那种想说又不愿说的感觉，让我觉得他似乎有所变化。

关于出国留学，我是通过老卢找的资源。老卢名叫卢广平，从小与我一起长大，如今在外打拼，认识很多人。我在他公司楼下的茶馆里聊了整整一下午，他拍着胸部保证一定能帮我找到靠谱的途径。几天后，他安排了一次饭局，董兴华坐在上位，衣着整齐，举止得体。我们握完手，他递上名片，表示愿意帮忙处理沈一鸣的留学事宜，保证手续简单、费用低廉。我瞅着名片，心中对他的承诺感到一丝期待。饭局间，老卢助威道：“董总在行业内做了十多年，你找他靠谱。”当晚菜品丰盛，而老卢埋头结账时，总是说“小意思”。董兴华则接连提到学校的名称，我虽然记了一遍又一遍，却依旧无法记住。